作为一种社会现象，腐败行为的出现跟人类的发展史一样久远。腐败好比是社会肌体的恶性肿瘤，它将一切干净的财富化为肮脏脓水，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的伤害。古人云：善除恶者察其本，善理疾者绝其源。只有从根源着手，釜底抽薪，才能彻底根除腐败这颗恶性肿瘤。通过到潮州市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，我对腐败从过去的感性认识上升为更加理性的认识。教育基地里警钟长鸣。原深圳市长许宗衡的锒铛入狱令人拍手称快，茂名市系列腐败案涉案人数之多令人触目惊心，我市水政监察系统腐败官员的落马令人痛心疾首……。宣传板上一个个图文并茂、鲜血般的教训引发我对腐败深深地思考。
不少人认为人性的欲望是与生俱来的，趋利避害，追逐利益是人的天性，因此腐败的根源是人性的贪欲。对于此观点我有两点疑问,第一，若欲望是与生俱来，那是什么让原本天真无邪的欲望摇身一变就披上了“贪”的外衣？俗话说：人之初，如玉璞。人生来好比一张白纸，并无好坏，善恶之分。自从呱呱坠地，人就别无选择地投入到社会生活中，他必然要归属一定的社会群体，依存于一定的社会关系，接受一定的社会规范，从而使自己的人性得以形成和发展。换言之，人性并非既成，而是在后天社会化过程中逐步获得的。而欲望之所以会蜕变为贪欲，正是制度的缺失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。是制度的缺失，给了欲望无节制膨胀的力量，为杨光亮等人的贪欲滋生壮大提供了舒适的温床，从而使得他们的腐败行为如黄河泛滥般一发不可收拾。第二，为什么人人有之的贪欲,却出现如许宗衡这样的腐败分子,也出现如周恩义这样的人民公仆呢？欧也妮葛兰台不可谓不贪，但他并没有与腐败为伍，而茂名腐败大案的杨光亮、李永才等人却成了腐败的最佳形象代言人。为何同一个根却结出不同的果呢？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勋爵一语道破先机：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。欧也妮葛兰台纵然贪婪无比但他没有权力，因此他注定被锁在腐败的大门之外，而许宗衡、杨光亮等人因手中持有“权力”这把尚方宝剑，便顺理成章地与腐败成了拜把兄弟。进一步说，只有当贪欲插上权力这一隐形的翅膀时，腐败这一行为才得以自由翱翔，当贪欲掌握了权力的风帆，它才得以到达腐败的彼岸，实现从想腐败到敢腐败、能腐败的质的飞跃。讲到这里，我们不难推理出，正是权力的滥用和异化导致了腐败。而制度又是赋予权力的唯一途径，因此权力的滥用和异化的背后正是制度的缺失。立法制度的不够完善，法治力度的不够强大，监督机制的不够全面，政务公开的不够透明，正是制度的缺失给了他们的腐败行为壮胆打气，正是制度的缺失给了他们混淆是非的威力，正是制度的缺失赐予他们化神奇为腐朽的魔力。
物必自腐而后虫生。内因是变化的根据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。今天出现的腐败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，而是摆在我们面前活生生的现实。对于腐败，我们不能停留在义愤填膺的层面上，而是应宏观全面正确地看待它。不少人说腐败问题是个人的问题，但试问人的问题又岂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纯粹的人的问题。人的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。不可否认，在个体腐败行为的萌芽发展中，人性的贪欲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，但是当腐败成为一种社会风气，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时，如茂名系列腐败案涉案人数之多，涉案范围之广，涉案手段之新，这单单用人性的贪欲又何以说得清，道得明？亚里士多德曾说过：人性的缺陷似乎责任在于个人，但实质上根本在社会，有缺陷的社会产生了有缺陷的个人，有缺陷的个人构成了有缺陷的社会。今天我们不仅是要医治一个人的腐败病痛，更是要把握住整个社会命脉。当条件发生转移，内因与外因也随即发生转化，即内因应是制度，而非个人的贪欲。因此，这也启示我们不应局限于对个体行为的研究，而是应从社会这个大系统中找出问题的症结，对症下药，全面深入建立健全防腐机制，防患于未然，使得人们不想腐败，不敢腐败，不能腐败。期盼着老百姓在神州大地这块净土尽享廉洁之风，畅饮正义之气的那一天不会遥远。